【嘉宾链接】

　　史亮，男， 1979年10月出生，汉族，杭州萧山人，已婚。2003年7月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中医骨科专业，获医学学士学位；同月进入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工作 任 医师至2009年8月。期间参加浙江工业大学法学本科函授学习，2008年1月顺利毕业，获法学学士学位；2008年2月通过国家司法考试，取得法律职业资格。2009年通过公务员招考被我院录用，目前在公诉科工作。

　　李佳，女，1986年5月出生，汉族，江西抚州黎川县人，共青团员，已婚。2007年7月毕业于山东财政学院法学专业，获法学学士学位，同年11月通过公务员招考，进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检察院，2010年3月取得法律职业资格，先后在反贪局、公诉科工作，历任书记员、助理检察员，2010年获抚州市优秀公诉人称号。2010年通过全国选调被我院录用，目前在公诉科工作。

　　顾：璀璨星空，“凡”星点点！眨眼间，2014年已经过半，炎炎夏季已经拉开序幕，在这火热的季节，我们迎来了帅哥、靓女嘉宾，他们是史亮和李佳，有请！

　　李：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公诉科的李佳。

　　史：各位好，我是来自公诉科的史亮。

　　顾：首先还是恭喜两位获得双月之星的荣誉称号，据我所知，两位虽然现在都在公诉部门，但是之前都曾在反贪战线工作过，想问下二位这两个岗位有什么区别？

　　李：反贪和公诉是刑事诉讼链条上的不同环节，但又紧密联系。刚进入检察系统时，我在反贪工作了一年，作为新手，做的是辅助工作，初查时看不到案件的全貌，但当事情来龙去脉全部查清时，方赞叹领导和同事高超的侦查谋略。而反贪工作中养成的程序规范习惯和学到的侦查方法，对我至今近六年的公诉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。公诉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，推动我不断学习。责任心也相当重要，如此不轻的工作量，我就常常警示自己对每个案子都绝不能有一点马虎。

　　史：跟李佳相比，我算半个老反贪，我进院后在反贪局工作了3年半，在公诉工作了1年多。自侦工作和刑检工作，在工作思路和办案方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，我也很荣幸在检察院这两个重要的业务部门都有了工作经历，这也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。有机会在反贪和公诉工作，可以更好的串联整个“控方”的思路，让我知道了案件办理的来龙去脉，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。

　　顾：说起来，史亮在我们院的几年里，经历了两个重要部门的岗位转换，但是和你原本的背景和工作经历相比，只是小巫见大巫。据我所知，你是从医院跳槽到了检察院，从一名医务工作者转变成了一名检察官，能跟我们分享下感受吗？

　　史：回想读大学的5年，特别当医生的6年，真的非常辛苦，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个完整的假期，记忆中最长的连续做手术时间超过40个小时，或在急诊值班24小时连续诊疗常常超过100个病人，可谓身心俱疲。我在30岁转行，没有考虑很多的经济因素，我是觉得人生需要更多的经历，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，同时也是不断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。在反贪工作时，曾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，但愈发感觉到时间的宝贵。我参加工作10多年了，如果保持健康的话，想想以后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不断奋斗，探索人生。一直在路上的感觉很好，我并不想停下脚步，心中还有梦，应该也算不愧对此生。

　　顾：那作为公诉新兵，你有何感受？

　　史：来公诉1年多了，自己感觉适应新工作的节奏还可以，我个人喜欢办一些有挑战的案子，发现案件中的问题，通过自己的分析，有效的解决问题，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。我没有把公诉当作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，我一直将其视为我的一个新的学习专业，我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把公诉这个专业学好，现在来看，我才刚刚起步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　　顾：说了半天工作，话题貌似比较严肃，让我们放松紧绷的琴弦，来聊聊生活。据我所知，史医生已经身为人父，佳佳也终将会成为人母，现在国家对于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，单独政策的出台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二位怎么看？

　　史：单独二胎，还是远远不够的，全面放开二胎只是时间问题，毕竟古今中外真正实施过一胎政策的只有中国，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看，一胎化是慢性的自我毁灭。除掉自然死亡率，需要2.1胎，才能实现人口的持续平衡。

　　李：从一个家庭来看，老人会说一个孩子太孤单了，而双职工夫妻考虑更多的是事业上升期是否会影响事业、孩子谁来带、如何教育、经济上的压力等等，而对政府来说，还要解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配置如何跟上等等。但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，我比较支持全面放开二胎。虽说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很高，很多年轻人直呼“养不起孩子”，但二胎也是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，养一个孩子的风险太大，很多失独家庭的出现就印证了这种风险。另外，在孩子教育方面，多个孩子共同成长，可能会让他们更懂得责任感、更合群。再想想未来，当双独家庭要照顾四个老人时，一旦有一点突发事件，足以让两夫妻身心俱疲，若是有个兄弟姐妹，会轻松很多。

　　顾：是啊，二胎问题既是家庭问题，更是社会问题，甚至关系到人类的未来！突然感觉到我们讨论的问题甚是高大上啊，呵呵！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关注到独生子女政策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弊端，正如佳佳所说的失独问题，前段时间合肥的60岁老妇冒险怀孕做了妈妈的新闻非常热，两位如何看待失独家庭这个社会问题？

　　史：我是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，所以一直比较关注失独这个社会问题，据报道全国有100万个失独家庭。在中国这个重视伦理亲情的社会中，失去唯一的子女，意味着人生希望的彻底破灭，无论用多少金钱都是不能弥补的，他们需要更多关怀。高龄再生育，虽然有些冒险，但是不失为一个自我救赎的方式。

　　李：近年来，失独家庭出现并增长着，他们曾是响应国家政策的“光荣一代”，却独自承担这样的灾难。每每看到这类的报道，我都很难受。这位老妇冒险怀孕要个孩子，这是她个人的人生选择，我认为媒体不应过多报道。目前，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个现象，进而出台了“单独二胎”政策。面对上百万的失独家庭，必须推行政府主导的失独者家庭社会保障机制，为“失独者”施以精神、感情扶助，以及必要的物质帮助。

　　顾：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，确实出现了很多国外没有的群体，比如失独家庭、农民工二代、留守儿童等，而其中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日趋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，当城市的孩子还在父母等家人温暖的怀抱中的时候，那些孩子已经早早的离开了父母的身边，有些一年甚至几年都见不到父母一面，很多人性格日趋孤僻，有些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，两位如何看待？

　　史：农村留守儿童是农民工长期在外的社会问题，其实质与人户分离问题、春运问题等等都是同一个问题。如果能真正消除了户籍歧视，使得造房子的农民工能够买的起自己建造的房屋，留守儿童问题就自然解决了。我理解的“城镇化”，应该是农民工的市民化，而不是单纯重复拆建，应该更多关注“软件开发”，而非“硬件建设”。如果有一天，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城市，也就不存在所谓留守儿童问题了。

　　李：赶赶刚才主要说的是留守儿童的负面影响，我个人觉得农村留守儿童现象产生的问题很多，不能一概而论，有些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自悲、心理发展不健全，但有些儿童反而锻炼出了坚强、自信、独立的品格。个人认为，留守的儿童，在外的父母是可以多加远程关爱和教育的，关键看父母是否花了心思和有能力正面疏导。有些父母陪伴孩子成长，但不花功夫育儿，出现的各位儿童问题也是很多的。

　　顾：针对留守儿童问题，我们国家拟建立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，两位怎么看?

　　史：个人认为，所谓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，一直是空谈。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有很大的区别，在中国，养老育幼始终是家庭的职能，如同我们依然接受父母打小孩的教育方式一样。任何社会机构和他人都无法替代父母的监护职能。除个别极端情况，如父母残害子女，需要用法律制裁外，我们的社会尚未到达监护干预的层面要求。

　　李：建立这个制度初衷肯定是好的，但我担心是否会造成政府对家庭生活及个人选择的过多干预。

　　顾：看样子，二位对该制度的前景都不太乐观。本来想说轻松话题，谁知说着说着就愈发沉重了，但是说到底，我们一直在谈孩子的话题，前段时间比较热播的《爸爸去哪儿》，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关注？

　　李：我很喜欢这个节目，爆红的原因应该是比较真实和节目形式新颖，最喜欢的爸爸是田亮，有时细腻有时严格，既是孩子的朋友又是称职的父亲。仔细瞧着，就会发现几个小孩的性格特点均有大人的教育印迹，可见教育方式相当重要。

　　史：抱歉我基本不看这些娱乐性的节目，《爸爸去哪儿》真没有看过，但听说是“明星耍孩子”的故事。大众的猎奇心态和明星效应，造成了这档节目的成功，我想如果这个节目换成“普通人耍孩子”可能就不会这么走红了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不希望自己孩子成为童星，太早成功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我一直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，我叫他“小兄弟”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。我希望把“不伤害自己”、“不伤害他人”、“不伤害环境”三条基本的幼儿行为原则，慢慢让儿子领悟。但实际上，仔细想想，我们成年人都很难完全做到以上三条原则，所以，我期待和孩子一起成长，努力修炼自己，争取做好表率。

　　顾：说起来教育孩子还真是个学问，已经身为人父的史医生明显就比我们佳佳有经验一些，呵呵！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教育失败的案例，甚至不乏极端案例，比如重庆摔婴案中的女孩，两位如何看待该事件？

　　史：个人觉得女孩也是因为在年龄小，心智尚不健全的前提下，才做出这一愚蠢的行为，事后她也表现出了悔意，其父母一度消失，也是对孩子的保护。关键是我们社会的价值导向问题，我们一般不宽容其他人的错误，甚至于我们不宽容一个孩子的错误，媒体反复渲染这一事件，似乎希望对女孩绳之以法，施加极刑。如果修改法律，把这样的孩子送进监狱改造，如“工读学校”、少管所之类，能够改造好孩子吗？孩子的世界是成年人世界的倒影。这个案例归根到底还有一个社会问题，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充满了抱怨，充满了戾气。不论是父母，还是老师，无形中都会把自己的不良情绪传递给孩子。我们的学校、媒体、社会、家长，不断用言行告诉孩子，这是一个“弱肉强食”的竞争社会，我们习惯于社会等级排序，每个人都希望站在食物链的顶端，“欺凌弱小”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。十几岁的孩子摔打婴儿，这不是一个教育孩子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成年人自我教育的问题，值得我们深思。

　　李：我可能不是完全同意史医生的观点，我相信，在女孩摔婴前，父母的教育至少是有缺陷的，那么，事情发生后，父母应该以正面积极应对的处理的方式来告诉孩子要学会担当，来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多大的错，也许才有法改正。我想，这女孩的父母也并没想过自己的孩子会犯下这样的大错。个人认为，现在的小孩都很聪明，教育孩子确实很难，因为我还没有小孩，所以对这方面还没有过多的研究。《不生孩子的责任》里面讲到：现代很多人已无法忍受做“只生不养”的父母，生，谁不会，可对生命复杂性的敬畏，加剧了他们“一定要做好父母”的偏执，这样一来，冲突就几乎不可调和了，人的精力、时间和金钱毕竟都是有限的，所以，他们选择了不生孩子。我认为，当生下孩子时，父母的责任就已不可推卸，你可以让老人帮着带，但还请亲自育、正面育、身体力行育。

　　顾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，既是一种沟通，也是一种互相成长，龙应台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自己的儿子进行交流，并且形成《亲爱的安德烈》这本书，成为很多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指南，两位有没有读过这本书？

　　李：安德烈并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孩子，他和母亲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。最基本的一点，两代人的沟通基础是理解和不过多干涉，有时换位成朋友的角度。我国历史文化背影下，父母总是想用他们的人生经验，让我们少走弯路，让我们生活得更好，但单纯说教效果甚微，年青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只有碰了壁才能真正成长。

　　史：我一直很喜欢龙应台的文章，但是龙应台生活在台湾，她儿子安德烈是德国人，我们与他们的文化差异很大，社会环境不同。看待事物的方式、言行的规范，很难简单的理解照搬。在当下这个转型期的大环境下，我们与父母一代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估计20年后，我们这一代也很难接受下一代的生活方式，家长不再是单纯强势教育者，父母与孩子一同面对新事物、新环境，需要共同的学习成长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这样比较合理。

　　顾：感谢二位在百忙中，抽出时间接受我们栏目的访问，并且从不同的角度，对很多社会问题，特别是很多涉及孩子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，有数据支撑又有现身说法，有理性分析又不乏感性言语，偶尔言辞犀利却又充满温情！感谢各位看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